科学管理刚刚诞生时，泰罗就抱怨大量的“效率工程师”歪嘴和尚念错经，扭曲了科学管理的原意。随着商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学术与实践的对接就一直存在着争论。50年代，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戈登和豪威尔报告（R.A.Gordon and J.E.Howell,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皮尔森报告（F.C.Pierson,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men,Mcgrew-Hill,1959），都尖锐地指出商学院未能承担起训练、培养管理者的重任。当时的批评，认为商学院过于强调职业教育，而忽视了人文和科学两大方面的基本素质培养，用支离破碎的具体知识限制了管理者未来的成长。而到了80年代，批评反了过来，美国大学商学院协会组织的调查（L.Porter and L.E.McKibbin,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Devlopment,Mcgrew-Hill,1988）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则指出，商学院中定量研究和心理学、社会学教学内容的剧增，大批没有工商业背景的学者从事工商教育，不理解工商业活动的复杂和奥妙，经不起现实适用性的检验。讲管理的教授不懂实际管理，从事实务的经理看不懂管理论文，成为工商教育的通病。重视实务的明茨伯格，干脆写了一本书《要MBA还是要经理人》，对工商教育极尽奚落调侃。可以说，管理教育与管理实践的对接，是一个全世界的难题。 

 

       这个难题的症结，在于管理领域的分工。管理实践是一个整体，而管理知识则三分天下：学者、咨询培训师、企业家（包括经理人）各掌握一部分。这三种人的志趣不同，发展各异，然而，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领域和同一类问题。学者的目标是学术上的建树，培训师的目标是打动实践者的心灵，实践者的目标是企业自身的发展。例如，面对同样一个产品滞销的案例，学者感兴趣的是可否能够在理论上挑战现有的营销学说，培训师感兴趣的是这个企业是否愿意花大钱训练推销人员，而经理人首当其冲的是考虑资金回笼和周转等问题。正是这种立场的不同，经营者会觉得学者分析论证是远水不解近渴，站着说话腰不疼；学者会觉得经营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激反应代替了理性思维；而且双方都对培训师信不过，学者觉得培训师过于浅薄，经营者对培训师能否解决问题满怀疑虑，培训师一方面嘲笑学者是书呆子，一方面把经营者当冤大头。

 

       企业培训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企业很难一步到位，但是只要把培训放在企业战略重要的位置，只要开始就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