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市民最推崇的是这样一类人：出身贫穷，勤奋努力，专业人士，事业有成。这些人是他们的榜样，因为他们通过努力也可以获得榜样成功。所谓“狮子山下的精神”，就是从底层起步打拼的精神。梁振英的成长之路正是许多香港市民希望走的路。

 

　　梁振英出生于一个警察家庭。他幼年住在中区警察宿舍。

 

　　梁振英小时候，当警察的父亲在山顶和礼宾府当差，薪金每月只有300多元，养一家5口人，难免捉襟见肘。更难的是，家里当时还有“远忧”：警察退休必须搬出警察宿舍，而退休警察不得申请公屋。为了贴补家用，更是为了将来能有居住之所，家里决定前去附近的胶花厂领胶花和玩具物料回家加工，靠自己的双手，为家里挣点钱。梁振英和姐姐、妹妹三兄妹都要参与其中帮忙。当时梁振英9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胶花，每月挣取300多港元的收入。“就这样一直做了3、4年，家里生活得以改善，并买了住房，我们终于熬过了做胶花的日子。”这时，梁振英已进入英皇书院读初中。

 

　　“记得最后一次交完塑料花后，母亲将送花的最后一个袋子放入箱子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给孙子。”--这是梁振英的第一堂人生课：不畏艰辛，自食其力。

 

　　青少年的艰辛还不仅于此。童年的深刻记忆还包括：为了节省车钱，步行个把小时上学；吃不起学校的伙食，回家吃午饭。

 

　　1974年到1977年，梁振英赴英国留学，3年多时间里，他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生活费用。他每周到快餐店打工3个晚上，每次6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和在香港一样，为了省几个车费，每天上学放学靠两条腿走上十多公里的路。即使这样，他坚持每个星期天要去教华侨子弟学中文，用梁振英的话说，“是为华侨的下一代留点中华文化的火种”。

 

　　1977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梁振英从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回港。

 

　　青少年的艰辛，令梁振英对社会下层有了更多认识，也成为他今天关注香港下层市民的历史情结。

 

家是香港，700万港人是家人

 

　　“家是香港”，一句那么感性的话成为梁振英第一本书的书名。

 

　　当年在英国留学时，有海外机构欲留梁振英在英国，但喝香江水长大的梁振英还是决定回到生他养他的香港，他当时一句感性而实在的话是，父母年事已高，要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

 

　　1977年，梁振英获聘香港一家英资企业，并成为该企业200年来最年轻的合伙人，10多年后，1993年，梁振英测量行成立，2006年，梁振英测量师行与在英国上市的戴德梁行换股，梁振英成为最大的个人股东、亚太区主席。

 

　　1988年，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在香港，这一殊荣是奖励那些自身刻苦努力有成就并对香港发展做出贡献的年轻人。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中，梁振英活跃的身影参与其中。八十年代初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之时，香港人心一度不稳，出现信心危机，大批专业人士外流，移民潮席卷香港。梁振英对此深感不安。他知道，香港要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一是不能乱，二是要有一大批专业人才。自此，梁振英这位专业人士开始关注香港的政治问题并积极投身到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中。1985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开始后，梁振英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他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当时年仅34岁。那些年，作为咨委会委员和秘书长，梁振英收集了大量港人的意见和建议，为香港基本法的顺利起草作出了贡献。回归10年来，基本法确保了香港社会经济顺利发展，确保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包括梁振英在内的当年为基本法起草的一大批香港和内地的人士功不可没。

 

　　1993年7月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宣告成立。梁振英担任了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在预委会上，他率先提出研究关于第一届立法会具体产生办法的建议，提交大会讨论。预委会政务小组两年多来为香港回归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终审法院、公务员留用及法律适用性等方面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之得以解决。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42岁的梁振英出任筹委会副主任。

 

　　“参与回归的全过程，为香港回归效力，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梁振英对此不无自豪。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43岁的梁振英成为特区行政会议年轻的成员，为特区政府这个“新生婴儿”的健康成长，为特区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建言献策。

 

　　2007年8月，梁振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家是香港》，书中集结了他多年在香港发展上的所思所想，倾注了他对香港的热爱和关注。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建设长期安稳的香港，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修桥整路的硬件建设，我们更需要凝聚香港人的'民气'……过去我们说家在香港，只是把香港视作安身之所而已，今天我说'家是香港'，是想吁请大家把整个香港视为家，把700万香港人视同家人。”

 

关注贫困 关心弱势

 

　　香港西北部的天水围，是“贫穷”的代名词。住在那大部分家庭属于香港下层社会居民。由于地处偏远，那里几乎没什么企业，居民就业必须前去港九等地，而昂贵的交通费限制了他们的就业愿望。去年，当地一名母亲不堪贫困，将自己两个孩子抛出楼外，然后自己跳楼身亡。消息传出，港九震惊。而这样的惨剧，在天水围已不是第一次了。

 

　　每每谈起天水围，梁振英就要落泪。早在2006年，梁振英就开始关注天水围的问题。他多次驱车或者自己乘车前去天水围实地了解，到学校去与老师、校长交流。

 

　　2007年，以梁振英为主席的香港专业联盟决定，安排天水围社区的200名中五学生，于2008年暑假前去各大专业事务所“实习”两周，由专业联盟和各事务所提供车马费和膳费。此举首先是让学生们开阔眼界，同时，帮助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观察了解“人与人的关系”，给他们上好“人际关系”这一踏入社会首先要面对的课题――因为调查显示，天水围等地贫困家庭的孩子，处理人际关系有一定困难。

 

　　在香港，迄今有大约95万人处于贫困状态。梁振英一直认为，解决贫困、特别是隔代贫困问题，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于是，他在各个场合呼吁大家重视香港的贫富差别。他还在《明报》和《南华早报》写了一系列关于解决贫穷的文章，也去信给十几个商会，会见保安公司和清洁公司老板，呼吁提高基层工资。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上，梁振英撰文呼吁“老板们，多为基层工友想想吧。” 他希望香港更多的企业，提高企业最低收入者的工资。

 

　　梁振英身体力行，首先在自己的公司，将员工的最低工资上调。目前在戴德梁行，即使是最基层的员工，也没有低于8000港元的工资。

 

　　2008年年初内地遭受大雪灾，5月12日，四川汶川又遭受建国以来的最大地震灾害。梁振英都是在第一时间捐款并呼吁和组织专业联盟的会员向内地灾区捐款。

 

大忙人也是普通人

 

　　梁振英是个大忙人。他是特区政府的“内阁”――特区行政会议成员，每周要开会，为特区发展出谋划策；他是香港16位全国政协常委之一，参政议政，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他是香港专业联盟主席，带领香港专业人才深耕内地市场；他是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发起者之一，中心担负研究香港政制、经济发展等重大议题；他还给报纸撰文，向读者介绍他的所思所想；他还开辟博客，用最现代化的手段与市民交流……

 

　　忙人梁振英更是个普通人，是儿子、丈夫、父亲。

 

　　虽然母亲已经故去，但在梁振英心里的母亲依然是那么鲜活。在4月母亲节，梁振英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纪念母亲，字里行间显现对母亲的眷念和深深的爱。

 

　　在《家是香港》一书中，多幅与太太孩子在一起的照片透露出浓浓的家的温馨，特别有一幅孩子与他一起嬉闹的照片令人动容：在客厅里，梁振英高举的两个胳膊上各缠绕着一个顽皮的孩子。谈起家人，特别是孩子，梁振英总是眉飞色舞：“这是作为爸爸的责任，三个小朋友只有一个爸爸，没有其他人能够代替！”

 

　　极度重视家庭生活的梁振英在公务和应酬的夹缝里，坚持挤出时间，更多地与家人在一起。“很难，但你必须做出抉择，除非是十分重要的活动，我很少参与晚上的应酬。”梁振英说。

 

　　梁振英的三个孩子传、齐、颂(传昕、齐昕、颂昕)如今都在英国名校读书。“我对子女要求甚为严格，但不过分苛求学业成绩。”梁振英说：“学业成绩并非首要，反而做人的原则、方向更重要，让他们懂得平等公正，养成正确的待人接物态度等，这些都不能马虎了事。”

 

　　梁振英透露，他的教育方法是身教重于言教，着重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力行及无间沟通，让子女以父母为榜样，建立正确的人生和价值观。

 

　　与孩子加强沟通是最重要的教育手段。当孩子还在香港读书时，梁振英每天早上七点多开车送孩子们上学，在车上大家天南地北海聊，晚上吃饭时再一起交流一天所见所闻。逢学校长假期，一家人会出外旅行。“除了放松外，还可以培养家庭感情，增加孩子们的见识，一举多得。”梁振英如是说。他曾经带着孩子去了新西兰看鲸鱼，看萤火虫；去非洲大草原看长颈鹿、看野象。

 

　　梁振英还酷爱园艺。他曾邀请记者在他的花园里观赏花草。他还将种花的心得放到博客上，于同好者讨论花“红色有几种”？“阳光在早、午的角度不一样，太阳在春、夏、秋、冬的纬度也不一样，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效果”，“这实在是赏花的乐趣之一。”

 

　　这就是梁振英，就像花儿不同时段有不同颜色一样，他是成功的专业人士，有影响的企业领袖，瞩目的政治人物，称职的儿子、父亲、丈夫、朋友……